張麗至今還記得“文革”後看的第一部電影——《鄉村女教師》。主人公瓦西里耶夫娜的故事讓她青春的熱血沸騰。到美麗而壯闊的農村去,為孩子們的夢想而奮鬥!這曾經激蕩著張麗的心。
  30多年過去了,張麗最終沒有成為一名鄉村女教師,而是做了中國銀行私人銀行部的一名經理。然而,在她的心裡始終留有那份浪漫的衝動。2013年,她主動申請去中國銀行對口扶貧的咸陽掛職。
  在那裡,她看到了鄉村的悠然和荒蕪;在那裡,她帶著愛心人士給學校捐款;在那裡,她為寒門子弟鋪下夢想基石。
  田園裡不光有輕鬆悠然,還有粗糲和艱難
  張麗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對外地的生活瞭解頗少。私人銀行主要是為富商服務的,她很少接觸到窮苦大眾。因此,在家裡,她總被丈夫調侃“不接地氣”,需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當張麗到咸陽後,她的確被“外面的世界”吸引了。和北京的擁擠、奔忙相比,中國銀行幫扶的咸陽“北四縣”(永壽、長武、旬邑、淳化)顯得安寧、悠然。“在淳化,我看到一個姑娘穿著花裙子,在田園裡騎著自行車,真是太美了!那是擠在地鐵里的白領永遠不會有的。在永壽,有一個老爺爺拉著我說:‘你不知道我有三棵樹!每一棵都值好幾千呢!’邊說邊指給我看,那股高興勁兒是萬貫家財的城裡人也沒有的。”
  一切似乎都不像她想象的扶貧縣的樣子。吃水難已經解決了,曾經盛水的大缸不見了;行路難已經解決了,平整的水泥路修到所有的村口;住房難也解決了,危險的地窯基本上成了難得一見的憶苦景觀了。這使她意識到前任和當地政府長期有效的工作已大大改變了鄉村的面貌,也讓她感受到了壓力:“我該為當地鄉親乾點什麼呢?”
  不過,張麗很快發現,田園裡不光有輕鬆和悠然,還有粗糲和艱難。
  “農村人真少啊!我本來以為,村裡應該是房門大開,鄉親們走來走去地嘮家常,熱熱鬧鬧的景象。可是,現實卻是冷冷清清,村裡很少見到人影兒,房門也大都緊閉著。”
  當前的農村,青壯年都去城裡討生活了,留下“38(婦女)61(兒童)99(老人)部隊”,怎麼會不冷清呢?問題何止冷清這麼簡單。
  儘管張麗仍真誠地羡慕著淳化的姑娘和永壽的老人,但說起扶貧縣的教育和那裡的孩子,她的心會緊張起來:那裡教育缺失得太嚴重了,孩子們的父母進城打工了,老師多數情況只盯著分數和升學率,誰來關心孩子的心靈成長呢?
  用善財做善事
  張麗似乎忘不了瓦西里耶夫娜。儘管她的身份不是鄉村教師,而是咸陽市政府副秘書長,但是她把主要的心思放在學校和孩子身上。
  在掛職的一年中,張麗除了延續之前產業扶貧的路子,還加大了教育和公益扶貧的投入。她的前任在這方面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2012年在咸陽市掛職的張虹為當地引進了“清華教育扶貧中小學遠程教育在線項目”,著手建立了13個“清華偉新教育扶貧中小學遠程教育在線”二級網站,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將清華大學優質的教育與培訓資源無償輸送給貧困地區——她使它擁有了新的面貌。
  張麗利用自己的經驗和資源舉辦了“中銀-咸陽青春勵志夏令營”,邀請“北四縣”40名品學兼優的貧困高中一年級學生,去北京訪古跡、游名校、探科技等。同時,她依托中國銀行私人銀行公益活動平臺,組織客戶赴淳化縣固賢中學、小學捐款捐物。此外,她還積極聯繫社會公益組織赴“北四縣”參觀考察。經過多次溝通協調,香港“為中國而教”公益組織在永壽、淳化兩縣走訪了20餘所中小學,計劃2014年與永壽縣10所中小學開展派駐多學科優秀青年教師的合作,幫助解決該縣中小學教師年齡、學科結構嚴重失衡問題。
  “我們私人銀行部的客戶到固賢中學一看,都驚獃了!他們沒想到現在還有條件這麼差的學校。”張麗說,當時,固賢中學的孩子還睡在地上,打個大通鋪,十幾個孩子擠在一起;所用的課桌只有上下麵是木板,其他是用紙糊的;一個籃球架子,有筐沒板兒……
  後來,張麗通過私人銀行部發了通知,客戶就紛紛從廣東、山東、江蘇、北京、浙江、河北趕來了。“最初我們以為這事兒不會有人感興趣,而且時間很緊,沒想到短短8天就募捐到45萬元。都截止了,還有客戶給我們打錢呢。”善款買了桌椅和高低床後還有剩餘,就用來改造電腦室和多媒體教室了。
  為了感謝客戶,張麗和當地政府在固賢小學搞了個小小的儀式。孩子們將自己畫的圖畫、剪紙,當做禮物送給前來的中行客戶。當孩子們用小臟手給這些提前富裕起來的人戴上紅領巾時,客戶無不感動。一位來自廣東的客戶說,“我會邀請朋友一起加入到慈善公益的隊伍中來。”中國銀行天津分行的客戶沒有趕上這次活動,紛紛問來年還搞不搞。
  “參加我們活動的多是富一代,他們要善財做善事。”張麗說。
   夏令營里的特殊氣場
  2006年,張麗曾經參與組織為VIP客戶子女舉辦“中銀奧運夏令營”,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因此,她也想給“北四縣”的寒門子弟辦一場夏令營,讓這些孩子也能看看外面的世界,於是就有了“中銀-咸陽青春勵志夏令營”。不過,這過程中卻發生了讓張麗極為吃驚的事。
  現在仍在長武掛職的崔文偉說,勵志夏令營營員的選拔條件有兩條:一、學習要好,中考、月考成績要在前列;二、要出自經濟條件較差的家庭,富裕的先不考慮。這兩個條件註定了這個夏令營特殊的氣場。
  “剛看到這些孩子時我挺不自在的。他們要麼低著頭不吭聲,要麼說話不看人。後來,到北京住下,很多孩子不會開空調,不會用馬桶。這似乎又給了他們很大的壓力,他們和那些家庭條件好的孩子有顯著的差別。”張麗說。
  儘管成長經歷不同導致舉止有差,但是孩子們天性上的熱情、好奇、可愛卻是一樣的。很快,這些寒門子弟就融入到這個臨時的集體中,也開始唱啊、笑啊,訴說著自己的夢想。
  不過,有一個孩子卻始終笑不出來。原來他的父母出外打工後離異,父親在北京重新組織家庭。他想見父親一面而不可得。張麗他們幫助聯繫仍是沒有成功。孩子被拋棄的感覺深深地傷害著,哪裡還笑得出來啊!這令大家為之心酸。
  “我們老是說發展的代價是環境、資源的透支,我們的孩子,尤其是農村的孩子,何嘗沒有為發展付出代價?這些孩子雖然不至於饑寒交迫,但是在成長中得不到應有的愛。這個孩子的悲傷反映的卻是這一群孩子的悲劇啊。”崔文偉說。
  更讓人心痛的情景發生在分享會上。一個農村孩子的發言對“富二代”充滿了“敵視”,甚至還得到了不少支持。這讓張麗心裡震顫了,“為什麼這些出色上進的農村孩子會有這種想法呢?”
  這一刻,扶貧展現出新的意義。在崔文偉看來,這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孩子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但他仍然不能否認那種強烈的不公平感。貧富差距已經明顯地折磨著這些寒門子弟。他們似乎無從排解出身帶給他們的痛苦。教育本可以帶給他們希望之光,可是,教育本身現在又殘缺不全。這不能不讓人憂心。
  張麗並不悲觀。她相信,某些條件的局限並非真正的落後,這些孩子們仍有遠大前程。
  她始終記得孩子們在看完雜技表演後的感言:這些演員本來也是普通人,憑著刻苦和努力,現在可以在舞臺上飛翔,受到人們的尊重和喝彩。我們也可以一樣!  (原標題:一個銀行員工的教育扶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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